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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雪阳:不能因害怕“农业资本家”而禁止土地自由流转  

2014-05-21 11:27:37|  分类: 经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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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忧虑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人们担心农村土地自由流转会带来土地的大规模兼并,进而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恶 果。也正是基于这种忧虑,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从执政集团内部,到学者,再到普通民众中间,出现了很多反对在 集体土地在土地市场上自由流转的声音。

   笔者并不认为对于“土地兼并”的担心是杞人忧天。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径直进入土地市场自由交易,即允许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一样自由买 卖,抵押,担保和继承,土地的规模经营乃至土地的兼并必然会出现,在人的生老病死,经营能力存在差异以及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等因素的影响下,用不了多少年 之后,中国的农村必然会出现许多拥有大片土地的个人或者农业地产公司,进而可能会催生出无数个基于土地而产生的亿万富翁。

   但问题在于,解决土地兼并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的方案,不应该是因噎废食,不应该是禁止集体土地自由流转,而应该是归还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权,赋予其所有权应有的财产内涵,然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等相关配套制度。

   有人之所以反对土地自由流转,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集体土地制度具有某种社会保障功能。可以防止有些农民为了看病、孩子上学或者其他理由卖掉自己的土地, 也可以保障农民在城市竞争失败了后回到农村过正常的生活。在笔者看来,这种理由最为牵强,而且属于“语言腐败”的一种。所谓社会保障,其主体和主语应该是 “国家”和“社会”,靠剥夺农民对自己土地财产的处分权来防止农民穷苦潦倒,算是哪门子社会保障?分明就是为国家不承担对农民社会保障义务的一种狡辩。如 果我们真的打算给予农民社会保障,那么就应该加强国家和社会对农民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水平,以帮助底层民众在工作或生活遇到困难 时可以维持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继续维持目前这种“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制度安排。”(周其仁,1994)

   有人担心说,“打着为农民旗号要农民土地赶快流转,着急的并非农民,而是另有自己考虑的政府和另有所图的资本。”笔者认为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自古以来, 因为权力和资本的结合而导致的土地兼并教训数不胜数。但问题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案应该是通过落实法律、权力制衡、行政纪律以及其他奖惩措施将“权力关在 制度的笼子”,尽可能地缩小官商勾结侵犯农民土地权利的空间,而不是继续维护和维持剥夺农民权利、歧视集体产权的制度。我们应该看到,所谓“权利”就是指 “人有权做或者不做某事的自由”。归还农民对农村土地自由流转、抵押、担保的权利,不是要用权力或者资本逼迫农民必须流转、抵押和卖掉自己的土地,而是要 将土地如何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决定权归还给作为所有权人的农民。

   反对集体土地自由流转的人常常认为,通过法律禁止流转就可以避免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种方案所能避免的仅仅是来自没有权力背 景的资本的兼并,却无法逃离来自权力和带有权力背景的资本的“魔爪”,而在当下中国,恰恰是后者对农民财产权的威胁最大。而当农民拥有了土地自由流转的权 利之后,他们就拥有了基于法律规定要求国家予以保护的请求权,藉此可以更加有效地对抗来自权力和官商勾结的非法侵害。

   还有人担心说,即便是建立了完善有序的土地市场,集体土地自由流转也可能会导致土地兼并的出现,这种担心也是成立的。在农业和土地市场上,总是有人经营能 力强,有人经营能力差,个体农民的农业经营水平也可能会低于公司化的大规模农业生产。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应该是,鼓励和帮助农民通过自由联合(包括农业 合作社和农民协会)来增强自身的生产水平和竞争能力,应当建立更为广泛的农业保险,而不应该将农民困在“政社不分”的集体所有制“襁褓”之中予以“保 护”。既然市场经济的大门已经关不上了,那这种既不公平又无效率的强制“保护”又能坚持多久

   还有人对可能出现的农业资本家暴富表示不满,认为这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会加剧中国的贫富差距。这种担心也是有道理的,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应该是,进一 步完善税收体制,对集体土地自由流转征收土地增值税,不动产交易税等具有财产税,以抑制土地投机,调节不同群体的收入,而不是为了避免贫富差距,就剥夺农 民的财产权,牺牲农业的规模效益和产生效益。

   当然,集体土地的“自由流转”并不是说集体土地可以没有规矩地“随意流转”。事实上,在任何法治国家,土地权利的行使和处分都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受到法 律和土地规划限制的。比如,可以通过法律规定,集体成员转让土地时其他集体成员享有优先购买权,还可以规定私人组织或个人不得在同一区域内拥有超过一定面 积的土地等等方式来降低土地兼并出现的可能性。但需要看到的是,这些限制性措施是要建立在承认集体土地可以自由流转的基础上,不能为了避免土地兼并就剥夺 农民对土地的自由流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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