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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第三次启蒙的任务  

2014-01-12 21:45:57|  分类: 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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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理性"对抗"天理"

   首先就是要以真正的理性精神对抗中国传统的"天理"。中国传统的天理在今天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潜规则"。天理是一种规则,但又不可规定、不可言说,只能靠每个人内心去体会,去悟。天理是非理性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传授,天理实际上就是"人情","人情大于王法"。天理是在人们的人情往来中,在待人接物的得意忘言和"妙悟"中,在行为举止的循规蹈矩、入行随规中,在下级对上级的愚忠、上级对下级的照顾,甚至于在行贿受贿的"小意思"中,而开显出来的。历史上,从孔夫子的"亲亲互隐,直在其中"开始,就把潜规则看作天经地义,说假话、拍马屁、歌功颂德、互相包庇都有了理直气壮的理由。三鹿奶粉以小集团利益损害全国人民的健康,在当事人心目中却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事,只是不能拿到集团外去说而已。所以中国的天理和西方意义上的理性是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有必要加以区分。

   中国人每当和人辩论时,虽然也标榜"讲理",但有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要确定你是"站在谁(或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由此还延伸到"你是什么出身?"今天的网络爱国主义流行的则是"你还是不是一个中国人?"所有的"理"都要以这一点为前提,因此所有的讲理都成了"诛心之论",这就叫"态度问题"、"立场问题",这里所讲的"理"根本不是合乎理性的道理。"造反有理"要看是造谁的反,合谁的理。所以中国人"讲理"的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就是要追溯到一个不容怀疑的天理,来迫使对方"转变立场",站到这个天理一边来说话和表态。只要立场不对,再有道理、再合乎逻辑的推理都是"狡辩",都是"别有用心",那就不用和你讲理了,只须"打倒"便是。立场一对头,胡说八道都有人喝采,被称赞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种讲理不是要搞清客观事实,而是要分清敌我,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对人不对事。对待"自己人",即使犯了天大的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对待异己者,则是"立场问题",其下场无非是群起而攻之,甚至" 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文革的这套潜规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根源,当年的中国人只要有一半具备丝毫的理性精神,就不会造成文革的悲剧。

   因此,中国当代启蒙的对象首先就是用真正的理性来对抗传统的"天理",用逻辑理性和自由精神来揭穿"天理"的扼杀人性、"以理杀人"的本质。

  

             2、以"人权"重建"自由"

   中国人理解的自由是不讲人权的,这从文革期间的"四大自由"可以看出来,都是侵犯人权的。西方近代自由概念则是一个法制概念和人权概念,不是每个人为所欲为,而是"群己权界",不是一个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或者多数人凌驾于少数人之上,而是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人权本身是自由和平等的统一,不可能只给一部分人自由,不给另一部分人自由。

   在今天,没有权利或法权(rights)的概念,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意识。五四以来所理解的自由大都限于"个性解放",并且与中国传统的狂狷、性情、童心等等混为一谈,是一个重大失误。文革中利用青少年的青春冲动和逆反心理,把个性解放膨胀为"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无法无天"。至今人们还在推崇和欣赏这种"个性",而没有意识到这种个性自由与启蒙精神中的自由精神、与西方讲人权的自由权利是完全格格不入、甚至相反的。应当揭示这一文化错位,以此重建五四以来的自由观。自由不是"自由化",而是具有崇高的含义,即人的尊严,人格。当今的"维权"不仅仅是维护一些私人财产,而且是维护人格尊严。这就要有法律。

   中国传统儒家厌恶法律,提出"息讼"理想,其代价是牺牲个人的人格尊严;而今天人们动不动就打官司,"法庭上见",正表明一种个人尊严意识的觉醒。但我们至今还没有给这种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提供站得住脚的现代法理根据,人们更相信的是"私了"和"调解"。占据人们头脑的仍然是传统对法律的偏见,即认为法律无非是解决利益冲突、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的工具,却没有意识到法律是保护人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的工具。

  

       3、树立健全的启蒙心态

   什么是健全的启蒙心态?以往启蒙者普遍有一种不健全的心态,就是缺乏谦虚和宽容,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并力图将自己的主张付诸权力,让所有的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特别热衷于从政、抓权,甚至玩权术、搞宗派、窝里斗,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一股政治力量,最终导致启蒙的异化。这是鲁迅当年对他们特别反感的一点。而健全的启蒙心态对待自己的理论对手有种宽容,信奉伏尔泰的名言: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你观点的权利。启蒙在今天的主要理论对手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但真正的启蒙者一方面应与对方进行平等的理论辩析和论战,另一方面也不会把这种理论上的对立扩大到宗派对立甚至政治对立。成熟的启蒙意识把传统观点当作一种观点来对待,致力于与这种观点进行理论上的争鸣,但主要是为了搞清理论问题,而不是打派仗,不是要压制这种观点,而是反对这种观点对其他观点的排除和坑灭。所以就连传统文化本身,也只有在这种宽容之下才能作为多元中的一元在现代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得到发展和弘扬。但中国儒家文化最要命的不是具体的观点,而是唯我独尊和大一统的权力诉求,这才是启蒙(和其他一切学术观点、包括儒家本身)的真正敌人,是要坚决反对的。当然它作为一种个人操守是可以容许其存在和值得尊敬的。

  


                                               阅读全文请移步《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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