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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国经济是如何起飞的?  

2013-08-21 21:48:53|  分类: 经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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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89年到2002年间,中国的一批城市领导多来自于国有企业最发达,20世纪80年代改革最落后的上海(Huang & Qian,2010)。(前文所叙,上海的私营乡镇企业只占整个乡镇企业的6%。)中国将经济发展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开始大规模地投资城市建设(比如浦东)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需要大量资金。为了给这些所谓“大推动”项目融资,领导者减少了对中国农村的贷款分配,并杜绝了主要是农村地区的非正式金融。1989年以后领导人加强了政治控制,20世纪80年代刚刚起步的政治改革也被全面停止。由于政治改革在农村要比城市走得更远,因此中国农村在这次逆转中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除了文件记录外,有关本文所描述的金融改革及其逆转的这段历史,也有定量证据的支持。利用农业部收集的1986年到2002年间的大样本农村家庭数据,我和我的合作者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农村家庭获得的贷款急剧减少。在1986~1991年间,将近30%的农村家庭声称得到了正式或非正式贷款。而在1995年到2002年期间,这一比例下降到10%。我们发现,在控制各种家庭特征之后,家庭的政治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对获得贷款没有任何影响,但在20世纪90年代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贷款总量的减少而贷款的利率又无法调节供需差异,政治力量在贷款分配中肯定变得更为重要。另一个发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投向经营非农业务的家庭的贷款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更少了。这都说明,上文所叙的有关贷款的政策变化确实对实体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Huang & Qian,2012)。


  但是批评者可以指出中国的GDP从20世纪90年代持续强劲增长,所以农村金融即使有逆转,但似乎金融逆转没有阻碍经济增长。事实是农村金融政策的逆转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动力,虽然似乎没有马上影响到GDP增长本身。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农村家庭收入的增长率。虽然收入数据存在一定的复杂性(这主要与农村外出务工收入如何测算有关),但整体的变化趋势却很明显。在1978年到1988年之间,实际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高于10%,超过GDP的增长率。但在1989年到2002年间,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下降到年均4%,低于GDP增长率的一半。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的部分年份,农村家庭收入没有任何名义增长,所有的增长均来自通货紧缩。(自2003年开始,农村家庭收入增长恢复到年均7%。)


  约占人口总数70%的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的放缓不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没有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大约是50%。这一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下降,到现在仅占大约35%。这一比例可能低于世界上任何主要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控制的投资,而从2000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又开始依靠净出口。这与20世纪80年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中国的投资水平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相当,贸易账户持续赤字。一个合理的假设是,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的降低使得农村家庭消费放缓,这一收入放缓对家庭消费的效应可能比家庭储蓄行为的变化更为重要。


  我的陈述重点关注了中国农村的发展。但批评者可能认为,尽管以农村为重点对论述中国经济最初如何起飞很重要,但这个问题对当前中国经济研究意义不大。工业化进程显著减少了中国农村人口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的80%下降到如今的50%左右。而且人们可能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革。城市改革的正面作用完全可以抵消任何农村政策逆转所带来的的负面效应。城市改革主要包括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城市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银行体系的重组上市等。基于这些改革,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宣称中国已经成功转型到市场经济,中国将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经济发展而不是改革(Qian,1999;Nauhgton,2007)。


  我的陈述不支持这个对中国改革的乐观判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村和城市的根本区别。中国的私营经济起源于农村,而且农村产生的私营经济是具有熊彼特意义上有高度自主创业精神的私营经济。相比之下,中国城市的私营经济更多受国家管控。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的城市改革产生了一个利用政治关联的大规模寻租的私有经济。(黄光裕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而农村改革的逆转的代价是丧失了一个和政治权力保持一定距离的、比较自主的私营经济。可以假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农村政策逆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农村本身,有可能放缓了整个中国经济向市场转型的步伐。


  有些学者引用不断上升的私人部门产值证明中国已经完成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例如,一项OECD的研究显示,民营企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98年的27.9%,上升到2003年的52.3%,而这一比重在1978年很可能是0%(Dougherty & Herd,2005)。他们的估算夸大了中国私人部门的实际规模。中国私人部门的定义是很复杂的。OECD的研究把包括“法人”控股的公司也计算到私有经济的定义里面。实际上,许多这样“法人”控股的公司是国有企业的附属公司或分支机构。从最终所有权划分它们其实应该是国有企业。一个更符合现实的估算是,工业增加值的私人份额在1998年是18%,在2003年是28%。


  但私营经济有所增长是无所非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私有部门的产值规模是否是经济转型的可靠指标。一个来自苏联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没有人指责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是一名市场支持者,但即使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农业家庭收入中的一半来自自留地(Gregory & Stuart,1981:230)。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私人农场的效率远远高于国有农场,因此私营农场对农户收入的贡献要远远超过苏联对私营农场的投入。在苏联,自留地仅占耕地的1.4%(Hewett,1988:117)。


  苏联的例子表明,投入而不是产出是衡量私有部门政策的更为可靠的指标。对过渡时期的私营经济产值比例的测算混淆了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效率的影响;另一个是政策的影响。由于私人部门更有效率,即使政策环境不发生改变甚至政策环境对私营企业即使变得敌对,私有经济的产值份额仍会增加。在1990年,政府执行了打压私营经济的政策,然而私人部门的产值份额在当年仍然有所增加。私营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应该是一个更好的政策指标。如果我们用这个指标,中国私有经济发展不是线性的。在1981年到1989年间,固定资产投资中的私人份额平均大约为21%。而在1993年到2001年间,这一份额急剧减少到13%。


  农村政策的逆转是这一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的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都来自于农村,农村政策逆转的净效应是抑制了来自于基数更大的,基于农村的私有经济发展。虽然在2000年以后,私有经济的确增长了,但是这个增长是建立在基数较小的城市私营经济基础上。


  要解释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个人收入快速提升,贫困急剧下降和消费内需的强劲,而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出现所谓“国进民退”的倾向,我们必须要对农村的发展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中国经济的起飞起步于农村工业的腾飞和相当大规模的金融改革,但是由于政治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国选择逆转或中断了这一被证明前途无限的改革。金融改革完全被逆转,土地承包改革也没有得以深化。保留下来的唯一一项改革只有村民选举,但村民选举的作用也由于执政党加强了对村庄的直接控制而被大幅削弱。只有村主任是选举产生,而真正拥有实权的党支部书记不是选举产生的。


  在1978年到2012年间,中国一直在对它的计划经济体系“改革”。但到了2012年这个“改革”时期已经超过了从1949年到1978年间建立和运行计划经济的时期。这意味着很多“改革”根本没有获得实效。根据一个对私人经济的广泛定义,中国的私人固定资产投资份额在2005年应该是34%左右。这个比例比印度还要低,而且我说的不是曼莫汉·辛格时期的印度,而是甘地夫人时期的印度。在1983年,印度的这一比值是58%(世界银行,1989)。中国已经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成功地过渡到一个可以称为由国家掌控“制高点”的经济体制。这是个进步,但中国还远远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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